近年来我国在新基建、新能源、新质生产力等领域取得长足发展，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同时在控房价、去杠杆、清理地方债务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化解了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解决了很多长期难以解决的历史难题，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但是，我国的短期经济运行状态不容乐观，经济持续下行甚至超调。PPI连续20多个月负增长，CPI在零附近徘徊，实为历史罕见，通缩压力明显。股市、房市持续近三年下滑，主要股指去除银行股等普遍跌幅一半以上，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一半；1-8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8.0%，一二线城市房价平均跌幅在30%左右，远郊区和三四线城市房价甚至腰斩。居民资产缩水严重，消费降级。
地方政府出现巨大的收支缺口，以罚没等为代表的非税收入异常高增，在1-7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5.4%的背景下，非税收入增速高达12%，金额达2.44万亿。地方政府欠薪已经是普遍现象，大量中小企业被地方政府拖欠工程款，导致裁员降薪潮出现。更为严重的是，市场信心受到打击，企业缺少安全感，民间投资长期负增长，“躺平”文化流行。
根据各高校反应，受经济不景气和企业裁员影响，近三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失业压力和消费低迷形成负向循环。
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出现明显背离。一方面，统计数据受幸存者偏差的影响，工业生产、企业利润等统计口径为规模以上企业，掩盖了大量民营中小微企业破产倒闭的真实情况，企业注册数量大幅下降、注销数量大幅上升是一个佐证；另一方面，基于问责风险，一些部门和地方报喜不报忧，宏观统计数据在反应微观真实经济运行情况方面日益失真。
出现上述困难的原因是信心不振、内需不足，而导致内需不足的原因主要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地方政府化债占用大量资金以及一些紧缩性措施并未退出甚至层层加码。
随着房地产泡沫明显去化、金融杠杆大幅下降、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拐点等，为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是推出大规提振市场信心措施的关键时间窗口。
推出4-5万亿元的地方债或特别国债，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减轻被拖欠企业的负担。与此同时，制定全国一致的一揽子化债方案，让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各担其责；出台法规和行政措施，建立地方政府资产交易机制，让地方政府以资产化解存量债务。最终，完成三中全会的改革，编制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控制新债务的产生。
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必须得到治理，但方法值得斟酌。近几年来，地方政府的经常性赤字已达4.2万亿元，财力已经捉襟见肘，此时要求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清理存量隐性债务是不现实的。依靠现有财力，许多地方政府偿还债务利息都有困难，更没有财力偿还本金。在化债和地方收入减少的双重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只能一方面开辟罚没收入渠道增加收入，另一方面通过降薪、欠薪节约支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缩是导致国内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大力扩大内需，拉动就业，调控要缓，救市要急，一鼓作气，提振信心。通过大力建设绿电站、新型能源体系等，消化现有新能源光伏、风电、锂电池的过剩产能，提前完成“双碳”战略，大幅降低绿电成本，普及绿色能源，提高我国绿色经济、绿色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对于2孩以上家庭，给予生育补贴，提振生育率和消费。采取组合拳，一揽子提振市场信心措施的规模在10万亿以上，包括地方化债、新基建、消费补贴、生育补贴、住房银行等，采取特别国债、超长期国债、央行再贷款等工具，规模要大，资金成本要低，民众获得感要强。
扩大消费领域的以旧换新补贴规模，把补贴总量提高到1万亿元以上，而且不再指定消费品种类，只要是购买耐用品（汽车、家用电器、家具、计算机、手机等）都可以使用补贴，以最大化补贴的效果、并减少行政成本。
成立3-5万亿规模的住房银行，用于收储地方政府库存土地和开发商库存商品房，用于保障房，以满足应届毕业生和新市民的起点住宅需求。如此实现一举多得，既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又缓解开发商现金流压力、防范流动性风险，解决购房民众担心的“烂尾楼”风险。
优化地产调控政策，促进地产市场软着陆。打通稳楼市的最后一米，支持民营房企三好生的合理融资需求，降低房企的信用风险，促使地产市场回归常态。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减轻居民负担，通过降准弥补商业银行的利差损失。放松限购、限贷、限售、限价等此前市场过热时期的收紧措施，回归市场化，一线城市可以从放开郊区和大户型限购开始逐渐放开。
房地产对GDP的贡献大，产业链长，居民购房不仅是购买住房，而且要装修、购置家电、家具和装饰品，房地产业的持续下降是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66.2%，在刚需、改善型需求、城市更新改造等方面还有较大空间，未来发挥房地产在惠民生、扩内需等方面的实体经济作用。
清理紧缩性政策和非税收入。以罚没等为代表的非税收入异常高增，恶化营商环境，导致民营企业不敢投资，应该尽快予以规范。可以考虑将罚没等非税收入上收中央财政。过度严苛的问责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不敢作为，倒查手段被过度使用导致民营企业充满不安全感。应该以建立制度和机制为主，减少运动式措施和层层加码的执行方式。
重建资本市场，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几年，创投资本规模急剧萎缩，而且被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垄断，这是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股市低迷，IPO基本处于暂停状态，创新企业的退出渠道被阻断。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新经济企业面临融资困难，创新创业环境恶化。应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繁荣生态，为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弹药。
我国经济潜力大，面临的经济困难虽然严峻、但是暂时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采取长短结合的大力度措施，就可以重启经济复苏进程、提振各方信心。良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状况，是应对美国战略遏制的根本，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保障，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